「禁毒知识」二战中像打了鸡血的纳粹德国，其实“全靠吸毒和嗑药”？
册亨禁毒宣传 2017-03-07 17:03

      二战中像打了鸡血的纳粹德国，其实“全靠吸毒和嗑药”？

      编者注：二战中纳粹德国的士兵仿永不停歇的“超级战士”，而支撑他们的并不是元首的意志，而是大面积大剂量的使用兴奋剂药物和毒品的结果。这些让希特勒沉迷的“化学武器”，从开始就写好了第三帝国的荒唐结局。
      作者|Antony Beevor 译者|宋娇娇 编辑|吴頔
      诺曼·奥勒是来自德国的记者、小说家和电影制片人。一位柏林的DJ告诉他，德意志第三帝国沉迷于毒品，建议可以依此拍部电影。奥勒表现出极大的兴趣，开始研究这个问题。起初他打算写一本小说，但后来决定不将它当做虚构小说来写，尽管他缺乏史学训练。在对德国和美国的档案进行研究后。奥勒向如今已故的纳粹研究领域的领头人——德国历史学家汉斯·蒙森求教。蒙森对他的发现印象深刻，成为他非正式的导师。
      奥勒书中的核心是纳粹主义的根本悖论和无耻的虚伪。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求身体、血统和心灵的纯正。阿道夫·希特勒被塑造成一个不允许任何东西腐化自己的素食禁酒主义者。毒品被描绘成犹太人毒化和削弱国家的阴谋的一部分——据说犹太人在国际毒品贸易中“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”——然而，没有人比希特勒更依赖于药物鸡尾酒，也没有一国的武装部队能与德意志国防军相比，他们通过使用一种甲基苯丙胺（编者注：也就是冰毒）来提高部队的表现。虽然奥勒的书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第三帝国的历史，但是它能让我们看到这一被密集研究的时期的许多不同之处。
      在十九世纪，德国在化学和制药研究方面领先世界。1805年，当歌德在魏玛写《浮士德》时，弗里德里希·威廉·史特纳正在帕德博恩试验罂粟，并最终分离出了吗啡。1827年，达姆施塔特的一名药剂师海因里希·伊曼纽尔·默克开启了制药业，奥勒在书中写道：“他有一种保证生物碱和其他药物供应品质的商业模式”。二十五年之后，吗啡可在军事手术中用于缓解疼痛。

      拜耳公司生产的阿司匹林。/Wikipedia
      德国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，主要是因为它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化学家。其中一位来自拜耳公司，他在1897年从柳树皮上合成出了阿匹斯林。十一天之后，这位化学家——费利克斯·霍夫曼创造了二乙酰吗啡，并以海洛因作为其商标名。拜耳公司把它当做治疗头痛、缓解咳嗽和帮助婴儿睡眠的药物来宣传和售卖，并获取了巨额利润。政治和社会动荡似乎只是扩大了市场。甚至在革命的彼得格勒，可卡因的消费在年轻的人民委员和他们来自贵族家庭的情妇间剧增，正如阿格耶夫在其小说《可卡因浪漫》中令人难忘的描绘一样。
      一战后，在破败的德国，战后带来的精神和身体创伤使德国人对这一产业的产品极度渴望。鸦片取代了酒精，就像在柏林卡巴莱夜总会里传唱的歌曲那样：
      不是很久以前，
      甜酒，无与伦比
     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温暖和甜蜜，但随后价格上涨，因此可卡因和吗啡成为柏林人现在的选择,让闪电在外面狂怒,我们鼻吸，我们注射！
      1925年，许多不同的公司合并后诞生了极其强大的化学制药公司——法本公司。次年，德国的鸦片出口占全球市场的40%，与此同时，仅三家德国公司就控制了全球可卡因80%的市场。

      魏玛共和国的旗帜。/Wikimedia Commons
      魏玛共和国时期，药物驱使的逃避主义使得柏林成为了阿尔弗雷德·德布林所说的“巴比伦大淫妇”，与此同时，1923年的货币崩盘促成了自由和传统制度和价值观的坍塌。对共产党人和纳粹党人来说，完全解体带来一个明显的目标。纳粹党人借机暗示犹太人是魏玛共和国的背后元凶，他们称其为“犹太共和国”。犹太人被视为毒素、细菌和病原体。
      纳粹党人错误地指责犹太人既是毒品贸易的组织者又是主要客户，并通过帝国卫生厅制定法律法规，来控制毒品和毒瘾者的生活。他们被称为“精神病人”，禁止结婚，同时还引入了强制绝育。“出于种族卫生的原因，”《预防遗传性后代法》指出，“我们必须确保严重毒瘾者绝育。”很明显的是，这与反犹太主义的立法相似，特别是1935年的《纽伦堡种族法》。
     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纳粹党人将希特勒描绘成原始的洁净生活的人，为国家劳累过度而牺牲自己。“他”，纳粹官员格里哥·斯特拉瑟写道，“全身心地投入给了国家。他苦修身体的方法会使我们震惊！他滴酒不沾，几乎只吃蔬菜，不近女色。”就像苏联共产党人曾一度想要戒除资产阶级的爱情，将他们的感情聚焦于他们伟大的领袖斯大林身上那样，德国人被鼓励沉迷于对希特勒的集体狂热中。然而，在1936年的春天，希特勒自己走上了吸毒的道路，成了纳粹想要防止再现的那种人。

      柏飞丁的宣传画。/Google
      药丸形式的柏飞丁被当作一般兴奋剂销售，它对工厂工人和家庭主妇来说也同样有用。 药物承诺能克服嗜睡症、抑郁症、乏力、女性性冷淡和循环衰弱。 这些保证吸引了纳粹党的批准，安非他命的使用被悄悄地从所有禁毒宣传中忽略。 到1938年，大部分德国人口几乎都在定期使用柏飞丁，包括准备考试的学生、夜班护士、压力大的商人，以及应付Kinder, Küche, Kirche 的母亲（儿童、厨房、教堂——纳粹认为妇女应该降级）。奥勒引用了后来诺贝尔奖获得者海因里希·伯尔写的信，他那时在德国军队服役，乞求他的父母给他多寄点柏飞丁。柏飞丁的消费被认为是十分正常的行为。
      毫不讶异，柏飞丁带来的军事优势很快突显。国防生理研究所主任奥托·兰克博士认为，这是军队最关键的弱点——疲劳——的解决方案。他开始进行比较试验，让四组不同的士兵分别使用柏丁飞、苯丙胺、咖啡因和安慰剂来完成一系列身体和精神上的任务。那些服用柏飞丁的士兵在输出和耐力方面比其他组提高得多，但是他们在需要计算或其他智力活动的测试中犯了更多的错误。兰克对此并不惊讶。对他而言，毒品最重要的效果是具有人为刺激的能力，让士兵在敌军因疲惫而崩溃时保持前进。兰克知道会有副作用，如失眠和随后的持续疲惫，但对药物的热情还是在医生和其他参与试验的人中扩散开来。
      1939年9月入侵波兰期间，医务人员热情地向兰克报告了分配给他们小组的柏飞丁的效果：每个人都神清气爽，纪律严明。 稍微有点兴奋过头，渴望有所行动。 心理鼓励，非常刺激。 没有事故。 效果持久。 服用四粒药丸后，复视，看到颜色。
      复视对于坦克炮手来说没什么好处，但是装甲师一律地对药物展现的可行性感到兴奋。 除了消除饥饿和刺激身心活动，它似乎也减少了抑制和恐惧。

      在魏玛的纳粹冲锋队员, 身穿礼服，手持纳粹万字旗。/Google
      然而，在德意志帝国，卫生部长莱昂纳多·孔蒂担心似乎整个国家开始上瘾。孔蒂下令，从1939年11月开始，只能通过处方获得柏丁飞。但是国防军的高级指挥官不觉得有什么问题，特别是对为1940年5月入侵法国和低地国家而制定的战略而言。这个计划包括对中立国荷兰和比利时的攻击，迫使法国和英国来帮助他们，紧接着立即从比利时的阿登高地，穿越法国北部到索姆河河口，从而切断英国和法国的编队。连希特勒也被战略的大胆动摇，但正如军队总司令所承认的，如果他们的领导部队能够不停歇保持前进，德军将有更大的机会成功。奥勒发现，特姆勒工厂超速运行，每天生产83万3千颗药丸，以满足国防军3500万药丸的需求。
      海因茨·古德里安将军在攻击前告诉他的部队：“我要求你们，如果有必要，至少三天三夜不睡觉。”德军迅速穿过阿登高地到默兹河，法国军队完全措手不及。 在法国师团到达位置之前，艾瓦尔德·冯·克莱斯特将军的装甲部队早已在河对面。 胜利的傲慢气焰当然因柏丁飞加强。 戴高乐上校听到敌方装甲部队拒绝接受法国部队的投降时，恼羞成怒。 他们让投降的法国士兵把身上的武器和行军抛到后面。德国装甲师团甩开了自己的供应部队，只在路边的加油站或废弃的军营进行补给。
      这些装甲部队对英国和法国而言似乎是装甲超人，即使德国地面部队实际上比他们的机械化程度低很多。 是德军的速度和无情，打败了法国和英国的军队，英法还以为这是1918年。他们不知道德国人如何设法在日夜无眠的情况下前进。 法国官方在报告中把他们的失败描述为“集体幻觉”。
      众所周知，希特勒在进军敦刻尔克之前，下达了暂停命令，奥勒将此归结于帝国元帅赫尔曼·戈林对吗啡的依赖，但并不太确定。 毫无疑问，戈林说服希特勒，德国空军可以应付那里的英国军队，但是这一建议其实是有实际理由的。 德国军队前方的水道交叉，地面对坦克来说太软了。在他们转身攻击法国和英国索姆河以南的防御阵地之前，机组人员疲惫不堪，车辆也急需维修。
      与此同时，莫雷尔有雄心勃勃的计划。 他创造了一个名为“Vitamultin”的制剂，由一家他持一半股份的公司制造。 计划是说服希特勒定期将其作为自己的个人品牌，然后将其重新包装在不同的名称下，供个人及德国劳工阵线、党卫军（SS）等组织使用。 德国空军医疗服务部门的负责人拒绝接受这个计划，莫雷尔将他解雇了。 作为元首的医生，他的地位不可撼动。 但兰克作为军事研究倡议的负责人，坚决拒绝让军队服用“Vitamultin”，虽然随着入侵苏联的迫近，他并没有减少柏丁飞的使用。
      与入侵法国不同，对抗苏联的“巴巴罗萨计划”，仅靠国防军的秘密化学武器无法获胜。距离太远了。仅三支军队中的一支在战役的头几个月就消耗了3000万片柏飞宁，但依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。

      纳粹德国使用的兴奋剂注射药物。/Google
      此时在东普鲁士总部的希特勒，需要不断的关注。从1941年8月到1945年4月，1349天中莫雷尔和希特勒有885天待在一起。他极尽详细但又混乱地记下了笔记，害怕如果希特勒去世，盖世太保定拿他问罪。1941年8月， “A号病人”突患疾病，莫雷尔穷极一切方法想治愈他，开始用Vitamultin和其他兴奋药物。不久之后，他开始用其他物质注射希特勒，包括子宫血液、性激素Testoviron的副产品，甚至还有一种叫Orchikrin的公牛睾丸的衍生品。东线受挫的压力，使得希特勒越来越需要莫雷尔的药物鸡尾酒。
      莫雷尔的笔记本为奥勒提供了一份八十九种药物的惊人列表，其中十七种是精神活性、意识转变的药物。日复一日，莫雷尔都会写下“一如既往的注射”，没说明具体内容。奥勒声称，这种“多发性脑损伤”助长了希特勒对地图上德国进展的幻想，对战场上发生的实际情况他一无所知了。
      1943年中期，德军在东线战场的库尔斯克战役中遭受重挫以及意大利崩溃之后，莫雷尔担心不能应付希特勒恶化的状态，所以寻求更强大的药物Eukodal， 一种合成形式的鸦片。 但是，德军的败退，特别是在北非，意味着德国无法再获得生鸦片的供应。 此时，莫雷尔已经非常富有，他无耻地以权谋私，获得各种工厂和制药企业，搜刮遍被占领的欧洲，攫取让保持元首快乐的物资。
      1944年7月20日，有人试图在东普鲁士总部暗杀希特勒，他的鼓膜被爆炸穿透。专家埃尔温·吉辛博士在75天里用可卡因治疗了五十次。希特勒喜欢可卡因的效果，求吉辛使用更多。但是在十月份，莫雷尔又给他重新使用Eukodal。毫不奇怪，两个男人之间开始了一场医生之战。吉辛指控莫雷尔毒杀元首，但他用错了战略，希特勒拒绝放弃他的私人医生。恰逢此时，希特勒的幻想中的转折之战即将实施：进攻阿登。 （奥勒写道，在战役开始之前的一个月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一群囚犯被迫服用大量的可卡因和柏丁飞，他们在四天里被迫长久行进，以“建立药物的耐受性和有效性”）。

      吸毒成瘾的希特勒。/Google
      希特勒抖手，是因为帕金森症，还是过度吸毒的直接后果，无从得知。但是他的外貌在1944年年底的恶化，震惊了许多从年初起没有见过他的人。 到1945年2月，Eukodal的药剂开始耗尽，希特勒很快就会出现断药症状，结局开始迫近柏林的元首地堡。 阿尔伯特·斯派尔抱怨历史总是强调结果，因此忽略了纳粹早期的成就。他错得离谱。 第三帝国的荒唐结局揭示，它其实是建立在谎言、伪善、徒劳的屠杀和无意义的残酷之上的。
      不难看出为什么汉斯·蒙森对奥勒的研究着迷。 他是功能主义流派的领导者，相信纳粹政权的混乱本性，希特勒是一个“软弱的独裁者”。没有什么似乎比这能更好地证明希特勒的毒瘾爱好。奥勒的书可能会激怒一些历史学家；他发表了许多轻率的评论，并使用了“Sieg High！”（注：原文应是Sieg Heil，意为欢呼胜利，此处谐音high是指嗑药嗑嗨了）和“High Hitler”（High双关，既可以指希特勒是最高领导人，也可以指嗑药嗑大了）等章节标题。但是希特勒的伟大传记作家伊恩·克肖已经认识到，他写了“一份严肃的学术成果”，研究得非常透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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